汪栋 张祺启 | “双循环”视域下的高等教育扩展、城镇化与内需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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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视域下的高等教育

扩展、城镇化与内需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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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栋

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副院长

张祺启

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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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对各国经济造成持续影响，以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单边主义为特征的逆全球化趋势出现，致使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发展受到一系列负面冲击。为积极应对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党中央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方针。与此同时，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4.4%，迈入普及化阶段，“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高等教育发展新阶段在多个维度实现交汇。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扩展如何驱动国内需求，推动“双循环”新格局的发展，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基于2004—2019年全国各省市面板数据，以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和消费支出等指标作为代理变量，构建计量模型发现高等教育扩展会显著提高国内需求水平，而且各省市城镇化水平在高等教育扩展对内需驱动过程中产生较为显著的中介效应。

02

关键词

双循环；高等教育扩展；内需驱动；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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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双一流’建设大学科研绩效评价与拨款机制研究”（项目编号：BFA18006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目录速览

一、引言

二、相关文献综述

三、研究机理及基本假设

四、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五、实证研究及结果分析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引言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引发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全球经济的又一次剧烈波动，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对各国经济生产活动造成持续冲击，中国一方面丧失了良好的国际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承受着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转型等国内经济环境的巨大压力。为积极应对国内外复杂的环境变化，在新一轮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中掌握发展的主动权，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中强调了“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决策。随后，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重要方针的同时，要求各级政府“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党中央对“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大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参加国际大循环，利用优质低成本的劳动力等资源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我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4.4%，迈入普及化阶段，“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高等教育发展新阶段在多个维度实现交汇和融合。高等教育扩展，一方面通过提高全社会人力资本质量带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加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而以提高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形式助力“外循环”的实现；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更新消费观念和调节收入分配结构刺激国民消费[1]，从而以扩大内需的形式助力经济“内循环”的发展。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内需潜力”是调动和激发国内需求和消费的潜力，支持供给侧与需求侧互动形成的经济内循环。[2]因此，“内需”即“内循环”，是向国内消费市场提供各类产品和服务，满足国内居民相关需求。[3]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的扩展如何影响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内循环”的发展？城市化发展等其他因素是否对其影响具有中介效应？上述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二、相关文献综述

针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高等教育扩展与国内消费需求提升之间的相关关系，学者们主要从以下两个维度展开相应的思考。

（一）高等教育扩展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在高等教育扩展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互动发展方面，方芳等认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高等教育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输送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助力新发展格局的构建。[4]刘国瑞则从相反的维度指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驱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进程的重要动力。[5]在高等教育扩展与经济“内循环”互动发展方面，毛雁冰等通过构建新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衡量指标，研究发现出国留学归国人员和来华留学人员的增加可以更有效地通过消费增长、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等路径正向促进国内经济增长。[6]石康认为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会引导居民消费的持续增长，形成新的内需增长点。[7]钱津提出，积极扩大高等教育需求，推动高等教育发展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扩大内需、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优先选择。[8]在高等教育扩展与经济“外循环”互动发展方面，薛海平等学者基于教育对外开放对促进“双循环”、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实证研究发现来华外国留学生、国际合作研究和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等项目均促进了经济增长。[9]别敦荣认为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将助力中国更好地畅通外循环，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扩大经济社会发展与世界的联系，发展新型全球伙伴关系，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10]

（二）高等教育扩展与内需

增长

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全国政协经济界委员的会议上强调“我国拥有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投资需求潜力巨大”。因此，闵维方认为高等教育扩展在推动城镇化发展同时，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内需增长也存在较为显著的影响。[11]初帅选取我国各省市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发现，高校的扩招政策促进了人口城镇化，进而拉动内需增长。[12]赵群等学者计算了近30年来高等教育对城镇化的直接影响系数和贡献值，结果表明这一系数已经从5%上升到20%，并有不断上升的趋势。[13]因此，高等教育扩展可以加快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形成一系列潜在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而在拉动内需的同时，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与此同时，辜胜阻等学者指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可以通过引发消费需求、刺激投资需求和扩大民间投资等形式拉动内需。[14]应辉基于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发现产业结构以及基础设施都会影响到城镇化扩大内需的效果。[15]万广华和胡晓珊提出，长期以来我国国内消费一直不振的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严重的城乡分割，只能通过推进城镇化予以消除。[16]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高等教育扩展在推动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的过程中，可以有效刺激消费需求，实现扩大内需的作用。

综上所述，目前学者们对于高等教育扩展对内需增长影响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定性研究层面，缺乏定量方面的深入探讨，相关实证论文也没有考虑到城镇化水平等变量的中介效应。因此，本文基于2004—2019年全国各省市面板数据，以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和消费支出等指标作为代理变量，构建计量模型探讨高等教育扩展对内需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区域的异质性表现，进而从需求侧维度分析其对“双循环”新格局发展的积极作用。

三、研究机理及基本假设

2021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高等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终端，前承高中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十二五”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逐步迈入普及化阶段，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截至2019年底，我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 688所，在学总规模4 002万人，毛入学率达到51.6%，比2010年提高25.1个百分点，首次实现了从大众化向普及化的历史性跨越，在校生人数由2010年的3 105万人大幅攀升至2020年的4 183万人，十年间在校生规模扩大了1 000万人以上。

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就是高等教育在本质属性上，以内涵式发展为基础实现相互融通，面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相互促进。[17]因此，构建和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高度重视高等教育扩展问题，精准识别高等教育扩展在我国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历史作用，科学研判高等教育扩展新形势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影响，以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健康发展。

高等教育在扩展过程中，首先，依照人力资本理论，可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培养相应的产业人才，在加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提高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助力经济“外循环”的实现；其次，依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可以通过培育中等收入群体，推动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和消费观念的更新，创造出内需新的增长点，从需求侧维度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内循环”格局的运转；再次，依照新古典主义理论，可以通过刺激居民对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提升居民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支付意愿，从需求侧维度助推“双循环”新格局的发展；最后，依照公共物品理论，可以通过提升城镇化水平，在加大对城镇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需求的同时，进一步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推动“双循环”新格局的形成，两者内在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

（一）高等教育的扩展，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助力“外循环”格局的实现

2020年末，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至54.4%，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8年。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发展，标志着我国向人力资源强国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增长可以逐步由依赖“人口红利”向依靠“人才红利”转型，通过对全社会人力资本的提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显著降低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放缓的可能性[18]，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创造稳定的外部条件。与此同时，高等教育扩展可以通过培养相关专业的专门人才，促进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适配程度的提升，在加速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提高出口产品在国际贸易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努力突破当前因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趋势产生的贸易壁垒，助力经济“外循环”的实现。

（二）高等教育的扩展，有利于培育中等收入群体，促进“内循环”格局的运转

1999年，教育部实施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正式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扩展的序幕。2021年5月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亿人，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上升为15 467人。高等教育的扩展是培育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途径，接受高等教育群体收入水平增长、消费能力升级和生活品质提高从需求侧维度拉动了内需的增长。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是知识经济时代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志，中等收入阶层对高品质生活水平的追求引领了需求层面的扩展，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和消费观念的更新，创造出内需新的增长点，从而使全社会因贸易摩擦和疫情蔓延影响的社会再生产循环动力持续增强，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均衡，有效促进“内循环”格局的良性运转。

（三）高等教育的扩展，有利于提升教育资源需求，助推“双循环”新格局的发展

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展，高等教育活动的参与者对仪器、书本和食堂等教学相关需求进一步增加，与此同时，就读大学的机会已不再是稀缺的社会资源，居民在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需求已由“读大学”向“读好大学”的转换[19]，广大居民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也从需求侧维度助推了“双循环”新格局的发展。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扩展的速度相对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在贸易摩擦和疫情蔓延的双重作用下，我国由低端产业链向中高端产业链转移过程中，对从业者知识储备、专业技能和综合素养的要求不断提高，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展，居民个人和家庭层面对高等教育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意愿和支付能力持续攀升，需要努力实现自身人力资本提升与“双循环”新格局要求之间的适配。

根据以上三个维度的逻辑关系分析，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一：高等教育扩展有助于提升居民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和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因而直接刺激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高等教育与国内消费需求呈现正相关关系。

（四）高等教育的扩展，有利于提升城镇化水平，推动“双循环”新格局的形成

高等教育在扩展过程中，培养了各领域的高级专业人才，在促进全社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同时，有力助推了城市化发展的进程。由于我国绝大部分高校分布在城市地区，伴随着高等教育扩展，越来越多的学子尤其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学子有机会进入城市学习、就业和定居，在带来人口城镇化的同时，也有效拉动了消费需求的增长。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的扩展致使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会将一部分家庭的自我生产消费转换为市场购买行为，“自给自足”部分减少了，居民消费需求的部分提高了，从而有效扩大了内需。[20]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扩展所带来的人口城镇化，在改善居民消费环境的同时，也将引致居民消费的城镇化，居民消费习惯的改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使得市场需求获得数倍扩张的能力。[21]因此，高等教育的扩展有利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在刺激整个社会消费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以扩大内需的形式推动“双循环”新格局的形成。根据第四个维度的逻辑关系分析，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二：高等教育扩展有助于提升城镇化水平，在间接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过程中，城镇化水平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四、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设计

　　为了研究高等教育扩展对我国内需的影响，并探究城镇化水平在其中是否会起到中介效应，本文将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分析高等教育扩展、消费支出水平以及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消费支出水平为因变量，高等教育扩展为自变量，城镇化水平为中介变量。根据中介效应模型，城镇化水平能否作为合格的中介变量需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高等教育扩展与消费支出水平显著相关；其次，高等教育扩展和城镇化水平显著相关；再次，在控制了城镇化水平之后，高等教育扩展与消费支出水平仍然有显著的相关关系。[22]满足以上三个条件之后，高等教育扩展对消费支出的影响称为“总效应”；控制了城镇化水平之后，高等教育扩展对消费支出的影响称为“直接效应”；高等教育扩展通过城镇化水平对消费支出的影响称为“间接效应”。根据温忠麟[23]等关于中介效应分析的研究，本文将设计如下中介效应回归模型：

其中，consume表示消费支出水平，high_edu表示高等教育扩展，urban表示城镇化水平，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i表示不同省（市），t表示年份，α、β、γ分别表示变量前的系数，μ、ε、ξ是随机误差项。模型（1）用于检验高等教育扩展对消费支出水平的影响；模型（2）用于检验高等教育扩展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模型（3）用于检验城镇化水平的中介效应，如果模型中γ1和γ2都是显著的，说明高等教育扩展既可以直接影响内需，又可以通过影响城镇化水平进而影响内需；如果γ1不显著而γ2显著，那么说明城镇化率具有完全中介效应，高等教育扩展完全通过影响城镇化水平进而影响内需。

　　将（2）式代入（3）可以进一步得到如下式子：

在式（4）中，系数γ2β1表示城镇化水平对消费支出水平的中介效应，式（1）中系数α1高等教育扩展对消费支出水平的总效应，则γ2β1/α1可以表示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

（二）变量选取

　　首先，在被解释变量选取方面，内需主要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王国刚[24]认为，就长远发展而言，扩大内需的重心在于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消费需求的提高会刺激投资需求。许永兵[25]提出，消费作为最终需求，在构建“双循环”新格局中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是国内大循环的核心动力来源。基于上述观点以及文献综述中刘慧媛和吴开尧[26]关于内需的研究，本文对内需的界定主要从消费需求展开，选用最终消费需求来衡量我国的内需情况，用consume表示，最终消费需求用支出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的最终消费支出来衡量，数据来源于各省市统计年鉴。其次，在解释变量选取方面，本文核心解释变量选取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作为高等教育扩展的代理变量，用high_edu表示，数据来源于各省市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教育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再次，在中介变量选取方面，本文选择各省市的城镇化水平作为中介变量，用urban表示，其中城镇化水平用城镇人口占该省（市）的总人口的百分比来表示，数据来源于各省市统计年鉴。最后，在控制变量选取方面，基于相关文献研究经验[27-29]，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有：经济开放程度（open，用出口额占当年GDP的比重来衡量）、常住人口数（pop）、政府教育投入水平（eduinv，用教育经费占当年GDP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indu）、城乡人均收入差距（gap，采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收入的比值来表示）。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数据来源于各省市的统计年鉴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观测值480）。其中，消费需求、常住人口数均取对数处理，以减小异方差，提高估计的精确度。

五、实证研究及结果分析

由于西藏自治区数据缺失，本文选取全国其他30个省市2004—201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一）模型回归结果

　　首先对面板数据采用了LLC方法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发现原序列不存在单位根现象；对该平稳序列采用了Kao检验法对变量间的关系进行了协整检验，发现各变量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可以进行后续分析。Hausman检验表明，本研究适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全国层面的样本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给出了基于上述中介效应模型，利用Stata16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了经济开放程度、常住人口数、政府教育投入水平、产业结构、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之后，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对我国的最终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直接效应显著。模型（2）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经济开放程度、常住人口数、政府教育投入水平、产业结构、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之后，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对我国城镇化水平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3）的结果表明，除了控制与模型（1）相同的控制变量，加入城镇化率这一控制变量之后，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这一变量的估计系数由0.001降到0.000 1，并且在1%的水平上依然显著；城镇化率这一变量的估计系数为正，且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间接效应显著，城镇化水平在高等教育扩展对我国消费需求的扩大影响过程中起着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约为72.8%，说明城镇化水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部分中介作用。

　　为了进一步验证中介效应的存在，本文利用Sobel法进行检验，根据Sobel检验的结果，z值约为14.83，在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的增加不仅对最终消费支出水平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还可以通过提高城镇化水平间接提高我国的最终消费支出，并且城镇化水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部分中介作用。这也印证了本文的两个基本假设：一方面，高等教育扩展有助于提升居民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和培育中等收入群体，与国内消费需求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扩展有助于提升城镇化水平，在间接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过程中，城镇化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

（二）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引入滞后项构建动态面板数据，采用IV-GMM法重新估算了上述回归方程，结果整理如表3所示。相较于表2的估计结果，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以及城镇化率的估计系数并未发现较大变化，且仍然统计显著，表明上文回归估计的结果具有一定稳健性。

　　此外，上文中主要采用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以及我国的消费总支出水平作为衡量指标研究高等教育扩展对内需扩大的影响进行研究。杨晓燕提出，社会零售品是反映我国居民消费规模最具代表性的变量，可以较好地反映当前我国内需扩大的情况。[30]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可信、稳健，本文将模型（1）、（3）的被解释变量最终消费支出改为社会零售品销售总额（数据来源：wind）；同时，将解释变量改为每万人口高等教育毕业生数（记为high_gra，用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除以各省市当年常住人口数得到，数据来源于各省市统计年鉴）进行回归，以此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2以及表4的结果对比可以看出，替换被解释变量以及解释变量之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符号与显著性水平均没有发生改变，与前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说明模型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证明了本文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以2004—2019年全国各省市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和消费支出等指标作为代理变量，构建计量模型发现高等教育扩展会显著提高国内需求水平，而且各省市城镇化水平在高等教育扩展对内需驱动过程中产生较为显著的中介效应；运用IV-GMM法重新估计方程以及替换了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结果仍然显著。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可以更好地理解高等教育的扩展对扩大内需的影响机制：高等教育的扩展一方面可以通过刺激居民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和培育中等收入群体，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结构来扩大内需，从而促进经济“内循环”的良性运转；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城镇化水平，带动整个社会消费观念的升级、引致新的需求来间接提高全行业的消费需求，从而扩大内需。上述结果对理解我国高等教育扩展在构建“双循环”新格局中的贡献可以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二）政策建议

　　教育特别是“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对“双循环”新格局发展的贡献，一方面在质量上表现在促进优质人力资本的形成，另一方面则在数量上以“人口红利”的形式进行释放。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刚刚步入普及化阶段，仍存在发展质量低下、区域差异显著等问题，在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多维度交汇过程中，高等教育要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因此，在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注重教育公平和质量的提升，在扩大高层次人才供给的同时，努力实现人力资本与“双循环”新格局要求之间的适配，以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事业，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健康发展。

　　首先，发展“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全面提升人力资本的供给质量。长期以来，由国内低成本劳动力资源形成的“人口红利”，助推了中国经济几十年的高速增长。然而，伴随着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发展，中国人力资本整体发展水平低、区域发展非均衡以及与产业结构适配程度低等问题开始涌现。在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实现“人口红利”向“优质人力资本红利”的转变，促进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适配程度的提升，需要教育事业的助力。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优质人力资本形成和供给的基础，各级政府需要保障教育财政投入的持续稳定增长，在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需求的同时，为经济“内循环”发展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劳动力资源，持续推动我国经济增长。

　　其次，发展“更加公平”的高等教育，持续保障高质量人才的供给数量。本文实证结果表明，高等教育扩展带来的城镇化发展，在促进居民消费习惯改变和消费结构升级的同时，从需求侧维度强有力的驱动了内需持续增长，推动“双循环”新格局的形成。然而，由于我国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过程中，各地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存在明显的差异。政府教育财政投入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促进区域高等教育事业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各级政府特别是高层级政府部门要稳定教育投入规模、优化教育投入结构、加大教育转移支付力度，着力缩小高等教育发展资源分配的区域、城乡和校际差距，在带动城镇化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持续提供规模稳定的人才资源。

　　最后，发展“更为充足”的高等教育，着力提高中产阶级的培育速度。接受过系统高等教育的群体是知识经济时代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志，高等教育的扩展是培育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途径，接受高等教育群体收入水平增长、消费能力升级和生活品质提高从需求侧维度拉动了内需的增长。因此，各级政府部门需要进一步强化高等教育战略地位，通过教育政策改革与纠偏来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在高等教育投入中的合作，着力将适龄人口转为有效生源，培养和扩大新生代中产阶级，促进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和消费观念的更新，从而助力“内循环”新格局的良性运转。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及作者提供，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参考文献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95-104页，为方便阅读，原文注释已省略。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规范引用、注明出处。

图文编辑：王心怡

责任编辑：杨雅婕

审核人：罗雯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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